随着短系列《胆小鬼》的火爆，郑智和他身后的东北再一次站在了聚光灯前。这位出生于沈阳的80后作家，前两年以“东北复兴三杰”的非官方头衔引起关注。《胆小鬼》是根据他的小说《生吞》改编的，郑智自己是编剧。
《生吞》 18万字，郑智只用了7周就写完了，家里沙发都塌了。改编成剧本，他改了两年半，写了11稿，其中9稿基本被推翻重写，直到最后两稿才逐渐接近《胆小鬼》的最终模样。最重要的改变是选择方向。一开始大家想做的是悬疑破案，走推理路线，到后面去。悬念退到最后，突出了关于人性、青春成长、背叛、救赎的主线。
《胆小鬼》的主角是四个80后的东北少年，秦理，黄姝，王頔，冯雪娇。郑智设置了三个平行叙事。第一个时间线是1999年到2000年，也就是四个人的青春期。在某重点高中，入班的美院学生中有黄姝遇到并越过三人，分崩离析。第二个时间线是2001年，黄姝被杀，半个月就解决了黄姝的案子；第三条线，时间来到2011年。黄姝死后十年，出现了和黄姝作案手法一样的案件。十年后，秦理，王頔，冯雪娇都变得不一样了。在6集的故事中，这三条时间线切换频繁，青春期着墨最频繁。郑智认为“青春期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阶段，是人生的一个走错的一步甚至是致命的阶段”。
《胆小鬼》2022年8月播出后，网友在他对校园生活的描述中发现了很多感同身受的点。比如“护犊子”的班主任老范，“那不是我班主任吗？”郑智说，他对校园生活的描写几乎都来自个人的生活经历，是整个故事中最真实的部分，没有过多夸张和艺术化的处理和包装。
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厄运和不公平的命运都发生在主角秦理和黄姝身上。秦，秦理的父亲，是一个在东北引起轰动的杀人犯。美丽善良的黄姝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陷入传销，也锒铛入狱。导演张晓波形容“他们都是被生活逼到墙角的”。
郑智回忆起自己写《生吞》的时候，2016年左右。当时他年近三十，正在经历人生中非常特殊的时期。他的情绪和精神状态都跌到了低谷。有很多负面情绪，也有很多他无法回答的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问题。他把它们编成故事，浓缩成秦理和黄姝。“这四个年轻人之间不是互相取暖那么简单。我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走近和疏远。社会背景、出身家庭、人物性格、时代环境都会促使人们做出不同的选择，最终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来承担自己的后果。”他说。
在阅读郑智作品的过程中，包括同样是沈阳人的班瑜和双，余华读到了亲近的味道，那是一种“没落感”。“他们都是80后，90后正好是他们长大的时候。90年代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只是整个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都在欣欣向荣，只有东北在衰落，所以他们的成长是在衰落的过程中成长的。”余华在视频采访中评价道。
这种“没落”的气质也在《胆小鬼》中渗透。全剧开头有烟囱和铁路，是早期工业化城市的典型标志。这座城市在时代的洪流下慢慢呈现出衰败感。导演张晓波回忆说，摄制组在勘测风景时，一直在寻找“一个曾经工业化，现在逐渐衰落的城市”。他们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绕东北一圈，最后停泊鞍山。“第一次去鞍山，感觉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这个地方，而不是这个地方，好像故事不成立。鞍山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工厂。以前是鞍钢，现在那些高炉很多都停了。那个城市老年人多，生活节奏极其缓慢。”张晓波说。
警察冯国劲(王燕辉饰)十年来一直在追查两起谋杀案。他也是一个《胆小鬼》的线索人物，见证了剧中几个年轻人的背叛与救赎。(剧组供图/图)
我和我的父母
雪夜，一辆出租车下了孤灯，车身剧烈摇晃。然后，几个凶狠的土匪走下来，把奄奄一息的司机抬到后备箱。以他为首的独眼壮汉没有放弃。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挣扎的司机彻底被打死了。
白天，在工厂门前，工人们快乐地等待着四个月的工资终于发放。殊不知，运钞车到了，凶匪也到了。他们朝车上的几名柜员和保安干部开枪，保安也未能幸免。匪徒们提着一箱箱工资，傲慢地走过东北工业城市的边缘，那里火车呼啸而过，工业烟囱冒着烟。
这是1999年12月《胆小鬼》的开篇。现实中，世纪之交前后，东北发生了多起连环杀人案，其中最大的一起就是沈阳“3.8”案。以孙德林为首的五人犯罪团伙12年间疯狂作案40余起，杀害21人，抢劫300余万元。1996年3月8日，他们抢劫沈阳市铁西区沈阳饲料一厂工资20多万，打死打伤出纳和保卫干部数名，是“三八”大案。1999年，孙德林等人被捕，并于当年12月被处决。
行刑前，“3.8”案5个犯罪团伙全部接受《3.8案件纪录片》纪录片导演采访。团伙成员王佳丽表示遗憾:“我怎么能让别人再走我的老路呢？杀人了！”采访结束时，导演拿出了王佳丽给儿子准备的一封信:“你允许我看你的信吗？”王佳丽点点头，主任拿起信看了起来。一度平静的王佳丽哭了起来。
郑智在行刑前看到这部包含王佳丽采访的纪录片时，刚刚进入青春期。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采访的最后部分。导演一边一个字一个字念信，一边念出王佳丽儿子的名字，念了两遍。郑智惊讶地发现，王佳丽的儿子和自己同岁，在旁边的学校上学。后来，男孩转学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孩子呢？他这辈子要做什么？”郑智说。在《胆小鬼》中，秦这个角色，也就是少年秦理的主人公和父亲，就是受到了这部纪录片的启发。秦理人生的悲剧也是在父亲接受这个电视采访后拉开序幕的。“我亲眼见过，在青春期的某个时刻，可能会有一件很小的事情。有的人得到了很好的引导，有的人受到了一点不公平的对待，从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郑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胆小鬼》里，秦是一个杀人犯，也是一个父亲。导演张晓波记得秦在剧中留下的最后一幕，他安排秦对着镜头微笑。“那是一个父亲临死前留给儿子的微笑。即使他是个罪犯，我们也应该唾弃他，但对于秦理来说，他还是个父亲。这样残忍的人，毫无人性，却能在夜里给儿子织一条裤子，留下200元钱，给儿子看死前最后的微笑。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父子，也就是人性的复杂。”张晓波说。
在郑智的笔下，父子之情多于母子之情。“就像谈恋爱一样。这不是世界上的买卖。你越是对待对你忽冷忽热的人，你就越想接近他。”他说。在郑智眼里，妈妈是个豁达的人，所以在青春期前，他会和妈妈倾诉任何成长的烦恼。至于父亲，他们之间基本没什么好说的。大三那年，父亲因病去世，郑智陪在父亲临终前的最后一张病床上，消除了他们之间的很多误会。我的父亲郑的故事在电视讲话和采访中被多次分享。父亲接过爷爷的衣钵，进入国企，一路做到市电容器厂销售部副科长的位置。在90年代末东北下岗潮来临之前，他嗅到了时代的变迁，率先下海。东北工业萧条时期，他经营了一家面馆，让全家衣食无忧，却在商业化大潮中倾家荡产。
“这个人走了以后，我在创作中真的是有意识或者潜意识的。我一直想用人物和他交流，想知道我父亲到底是谁。”郑智说。
剧中女主角黄姝在孤独和不幸中成长。(剧组供图/图)
“那种落差感，我已经十年没反应过来了”
《生吞》李，《胆小鬼》李，包括余华挥之不去的“没落感”，都与90年代的下岗潮分不开。
许多观众都记得1999年的春晚，黄宏和句号表演了一个以下岗为主题的小品《振作起来》。黄宏在小品中扮演下岗工人，句号扮演街道办工作人员。他对即将轮到自己的下岗分流十分不满。有经验的人黄宏开导他:“谁能一帆风顺？这辈子谁没遇到过什么事？”
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曾经令人向往，令人骄傲。有东北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新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长春汽车厂，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那时候东北很多家庭都在国企上班，端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以为日子会一直过下去。然而，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以及随后的裁员潮，搅乱了“父亲一代”和“子女一代”的命运。
“那种落差感，大家十年都没反应过来。”郑掌握着记忆。下岗的那些年，郑正处于青春期，他见证了周围人成长状态的变化。下岗前，大家的生活状态相差不大。他们都是工人家庭。偶尔社会上有一两个有钱人和大家没啥关系。但大规模下岗后，有的家庭一蹶不振，有的则抓住机会大发横财。这种分化自然会影响到校园里的孩子们。对方穿什么，吃什么，饭盒里有没有肉，都有直观的反映和冲击。校园是一个浓缩的小社会，身处其中的郑智见过各种各样的社会，都引起了他的反思，最后落笔，体现在他的人物身上。比如剧中的干部儿子高磊，在校园里做了各种坏事，诬陷了秦理，但学校要高福的东西，指望高福捐钱，所以对高磊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最后一个被罚的是秦理，没有任何资本。
除了时代的烙印，《胆小鬼》李还体现了东北人性格的很多特点。《生吞》是郑志刚刚到北京不久写的。在离开生长的东北一段距离后，回头看看曾经生活过的环境，发现以前的日常生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比如他发现东北人在人际关系上的界限感非常模糊。“东北人表达亲近是一种什么方式？就是把你的家事当成我的家事。你的孩子找不到伴侣，也找不到工作。他给你建议，和你说话。因为我家的事你可以插手，你家的事我也可以插手，所以顺境时大家都这样，你觉得亲近。”《胆小鬼》的一个体现就是王頔的母亲，她对儿子和朋友秦理的态度很典型。其实她和秦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秦理的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王頔的妈妈对他的关爱，她在语言上的亲近，表达了“你我没有区别”。
后来，郑智离开了东北，去了香港读书，接触了五湖四海的朋友，才发现很多人都有明确的界限感。“别人有自己的事情不能跟你谈，你也不要跟别人谈，我自己的事情还是我自己的事情。再比如交朋友。过了很久，我想我还没去过你家。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东北人的情感特征。”他认为东北人的这种情感模式是一把双刃剑。大家都好的时候，不管你好我好，穿一条裤子是不够的，但是一旦出了问题，就不好说了。
导演张晓波擅长拍摄都市情感和家庭剧。新作《胆小鬼》虽然是推理剧，但也细腻地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